艺谈丨戏曲批评不能“非戏曲化”

更新时间：2025-07-25 18:02  浏览量：1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当下的不少戏曲批评，不是秉持艺术的、美学的批评原则，而是采用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功利主义标准来阐释戏曲；大都侧重于分析思想主旨、人物塑造、语言风格等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因素，很少专门针对戏曲传达主旨的特定手法、塑造人物的独特方式、组织语言的独有韵致，展开细致入微的探讨；甚至套用话剧尤其是写实话剧的审美原则来评判戏曲，出现审美判断的错位。

当下的戏曲批评不能令人满意，除批评生态的整体性问题之外，还在于戏曲批评与戏曲艺术的本体相对隔膜，对戏曲作品的描述、阐释、评判和规范常有隔靴搔痒之憾，呈现出一定的“非戏曲化”倾向。因而，进一步加强对戏曲批评之理论与实践的思考、研究，有着切实的现实针对性。

▲谭茗心 《穆桂英挂帅》

戏曲批评要有真正的批评精神，才能成为戏曲艺术发展的听诊器与磨刀石。当下的不少戏曲批评，不是秉持艺术的、美学的批评原则，而是采用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功利主义标准来阐释戏曲。比如，近些年不断涌现的英模题材、扶贫题材戏曲，其社会意义当然不言而喻，但客观地说，艺术表现的上乘之作并不多见，甚至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概念化、模式化。在评价这些作品时，批评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强调其宣传作用，刻意规避其中的艺术缺憾。

其实，批评者对艺术作品有着更敏锐的感受力，对于其中的艺术局限，不是未能发现，而是大多故意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或顾左右而言他，敢于直言的批评者越来越少。即使偶有批评之声，也大多是艺术外围的小敲小打，先在总体上做出肯定和褒扬，再无关痛痒地提些技术性的纰漏。功利主义的批评，忽略了艺术自身的意义和属性，也就终究难以对戏曲艺术的发展提供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参照。

戏曲批评要遵循舞台艺术的特有规律，不应满足于泛泛的文学批评。目前的很多戏曲批评，都是以文学维度，尤其是文学的“现代”维度来衡量戏曲。大都侧重于分析思想主旨、人物塑造、语言风格等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因素，很少专门针对戏曲传达主旨的特定手法、塑造人物的独特方式、组织语言的独有韵致，展开细致入微的探讨；至于对戏曲的表演、音乐、舞美进行专业而深入的分析，则更为罕见。

文学分析固然重要，但戏曲之所以为戏曲，正是由于其不同于文学的那些特有属性，因而以文学思维来统摄戏曲批评，终究是不可取的。用文学的“现代”观念来阐释戏曲，则会带来实践的错位及批评的悖论。错位在于，我们一方面视戏曲为“传统”艺术，另一方面却习惯性地以“现代”眼光来审视一切戏曲。这样一来，传统戏的所谓“缺陷”就被放大，进而被批评者放逐，导致戏曲传统的割裂进一步加剧。悖论在于，我们一方面在理论上倡导不忘初心、回归传统，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新编剧目真正回归传统，却往往得不到充分肯定，而否定的声音之一恰恰就是“太像传统戏”。

戏曲批评应遵循戏曲艺术的特定美学原则，不能机械地套用话剧审美标准。套用话剧尤其是写实话剧的审美原则来评判戏曲，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写实话剧不依赖四功五法的技艺美感，而倚重思想的厚重、主旨的深刻和人性的思辨，追求舞台呈现的生活化；戏曲拥有更为丰富的形式审美资源，更擅长表现生活常理、人之常情、社会常识，追求舞台呈现的虚拟美。若以话剧标准来评价戏曲，难免出现审美判断的错位。

▲《小乔初嫁》剧照

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上，有人批评《保婴记》《梦·红船》缺乏思想的深度，显然忽略了其舞台呈现的气韵生动、满台生辉；有人指责《保婴记》的“保婴”情节矛盾、离奇，《小乔初嫁》的“反间计”经不起推敲，就是忽视了戏曲“无奇不传”的审美属性；有人质疑《小乔初嫁》的“隔江对唱”缺乏真实性，大概正是忘记了，虚拟的、跨时空的情感交流所营造出的诗情画意，体现的正是戏曲虚实相生、无中生有、得意忘言的审美特性。

因此，若要提升戏曲批评的审美品格与文化功能，不仅依赖批评生态的整体优化，也要摒弃工具主义，超越文学定势，尊重戏曲美学，坚守戏曲本体，开展真正“戏曲化”的戏曲批评。“戏曲化”的戏曲批评，应该以深厚的戏曲史论学养为根基，以较强的戏曲鉴赏能力为储备，以对戏曲创作及舞台规律的稔熟把握为保障，是在坚持戏曲美学原则的前提下，融艺术品鉴和理论提升于一体的审美判断。戏曲批评应该“戏曲化”，也能够“戏曲化”。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2017年2月3日第2版）

责编：张丽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