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文笔录】战火中的交响乐 | 杨燕迪
更新时间：2025-08-05 06:57 浏览量：2
艺术中有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发展线路与成果收获，回过头看，不免让人心生感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音乐即是一例。按照常理，战火纷飞的时刻，一切都是“非常态”——生存还是毁灭，这是唯一重要的命题。此时的艺术进展，因受制于战时的危急境况，必定被挤至后排，也必然遭遇挫折。然而，在苏联发展史中，“伟大的卫国战争”艰苦卓绝的岁月，却是一段音乐上的丰收时节——包括众多群众歌曲和诸多大型器乐体裁在内的不少苏联音乐杰作，它们回应战争的危难，记录战时的困苦，并铭刻着苏联军民的不屈、顽强和承担重压的勇气。进而，这些应时代召唤而生的音乐作品，依靠真挚的表达驱动和卓越的内在品质，不仅成功抵抗了时间的无情流逝——它们自公演后就一直驻留在世界乐坛的保留曲库中，也胜利跨越了空间的屏障和政治的界限——即便在今日德国，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交响杰作在这个彼时的敌方国度中也大行其道，通行无阻。这是艺术战胜仇恨的实例，也是音乐弥合创伤的凯旋。
1941年6月纳粹德国突袭苏联后仅三天（6月25日），就诞生了卫国战争中最著名的歌曲《神圣的战争》（列别杰夫-库马奇词，亚历山大罗夫曲）：“起来，伟大的国家/做决死斗争/要消灭法西斯强盗/消灭万恶匪帮/让正义的愤怒像巨浪/滚滚沸腾/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短短几天功夫，这首气势雄伟、铿锵有力的歌曲犹如插了翅膀，传遍幅员辽阔的苏联国土，成为苏联军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无形动员令和象征符。自此至今，苏联或俄罗斯举行阅兵式和胜利庆典，这首几近是“第二国歌”的名曲都是“必唱”——目前，在网上也很容易找到这首歌曲的各种演唱版本。其开头和收尾的旋律，都使用了原本偏于阴柔和忧伤、并带有强烈“俄式风情”的“小调式”，但因节奏的刚毅和速度的坚定，音乐表达整体上就变得悲壮和昂扬起来。中段又适时转入“大调”，果敢的性格和希望的憧憬于是油然而生。当时还出现了很多传唱一时、鼓舞士气的歌曲（如《勇士之歌》《莫斯科保卫者之歌》《第聂伯河之歌》《海港之夜》《夜莺》等），但就音乐的脍炙人口、激动人心并持续有效而论，《神圣的战争》仍是“首屈一指”。
从音乐史的宽阔视角看，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更主要的重大音乐成就是交响曲创作——苏联音乐界公认的“三巨头”（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都奉献了不辱时代的“战争交响曲”杰作，通过交响语言的复杂加工，深度开掘了战时体验的心理感受，并就此为世界意义上的交响曲发展开拓了新的方向和维度。交响曲，一般公认是大型器乐创作的“皇冠”和“统帅”，因其高度抽象的精神性叙述，大尺度的编制规模，多乐章的形式建构，历来是“纯音乐”创作和表演的至高试金石。纵观20世纪中叶之前的音乐史，似从未有过在战时的困苦岁月中创作，并以战争和抵抗为直接表现对象的交响曲先例——有人会想到，贝多芬也曾谱写过《威灵顿的胜利》（也称“战争交响曲”，系作曲家于1813年为纪念英国威灵顿元帅击败拿破仑而作），但这首单乐章的作品尽管充满“战斗”的声响鼓噪，但并不是贝多芬的用心创作，其乐思之单薄和创意之贫弱简直让人窘迫，贝多芬后来也感到“不好意思”，很不情愿人们提及这首庸作！
倒是柴可夫斯基著名的《1812序曲》（1880）堪称表现爱国战争的交响佳作（描绘1812年俄罗斯战胜拿破仑侵略的著名战事），它与俄罗斯光荣历史的紧密关联和真挚有效的音乐表达，一定深深激励着处在卫国战争危急关头的苏联音乐家——但和“老柴”这位前辈不同，苏联音乐家不是处在和平时代回忆往昔，而是置身战火硝烟中，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感受着民族的危难和人性的考验，并力图将战时极为复杂而深刻的生命经验化为乐音的鸣响。特别让人感叹的是，众多苏联作曲家此时都选择采用“无词”的，“无标题”的（或仅有提示性文字标题），要求精深写作难度和专业演奏水平的多乐章大型器乐作品体裁（其突出代表即是“交响曲”）来表现卫国战争——在战时的困难条件下创作和演出这些费时费力的“纯音乐”作品，这其中的深意很耐人咀嚼：这种对“高文化”音乐的顽强坚守，不正是对苏联国民内在高贵精神的大力弘扬和对敌方士气的有力压制吗？！
在所有“卫国战争交响曲”中，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1941）当之无愧是最具传奇色彩、影响面最广泛的交响力作。关于此曲在炮火纷飞的困苦辗转中艰难诞生，以及随后不可思议的首演过程，还有其迅速传遍世界的巨大感召力，已有众多文献可资参考，笔者在十年前也有专文论及：
“现在的我们聆听这部交响名作，似乎仍能感到音符和音响背后那种‘血与火’的生命表达。在这样的音乐面前，我们已经不可能进行客观和冷静的‘审美’判断——它或许并不是肖斯塔科维奇在艺术质量上最‘好’的作品，但它要求听者在聆听的时候必须牢记诞生背景和首演过程，并在艺术体验时将这种记忆全程带入。在这里，艺术不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愉悦审美，而是生活乃至生命在更高层面的精神实现。”（《以音乐对抗第三帝国》，刊《文汇报 笔会》2015年9月17日第12版）
紧接“肖七”，是“肖八”（1943）——现在听来，这是一部更有思想深度、更具悲剧内涵的战争交响曲，全曲的每一个音符和每一处口吻都带有典型的“肖氏”印迹，可谓是作曲家从个人视角体察和思索战争的伟大杰作。全曲长达近70分钟（比“肖七”略短），基于C小调，熟悉古典音乐的听者会自然联想到，这是贝多芬“扼住命运喉咙”的著名调性——运用这一调性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即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而“肖八”总体上的悲壮气质确乎可与“贝五”类比。我甚至认为，“肖八”头乐章有一个细节直接指向“贝五”，并做了刻意放大：再现部开始处的高潮段（出现五处标记为“ffff”的声嘶力竭的乐队全奏），之后突然插入一段长时间的英国管的独奏哀怨哭诉，令人难忘——这是针对“贝五”在同样部位一个天才笔触（突然插入一小段悲戚宣叙调，双簧管独奏）的情感回响，更是作曲家面对战争中无数生离死别场景的音乐回应。两个连续的简短谐谑曲乐章均是战争机器的音乐描画，尤其第三乐章疯狂重复、周而复始的节奏音型和咬牙切齿、表情冷酷的狰狞音响更让人感到不安甚至恐惧——这是只能产生于“现代”的人性异化，而现代战争更是这种异化的极致。第四乐章是缓慢凝重的“帕萨卡里亚”（一种源自巴洛克时代、基于固定低音旋律的变奏曲体）葬礼行进，作为全曲的叙事重心，不仅召回第一乐章头尾的悲愤和殇恸，也通过低音旋律的循环往复和其上11个沉思性变奏的精湛编织，将战争创伤的反思带至哲理的高度。第五乐章以光亮和舒缓为主要基调，但作曲家从没有忘记悲剧和阴影的存在，最后让音乐结束于意境悠远的高弦乐长音延续和星星点点的拨奏中……
与“肖七”“肖八”在旨趣和风格上相当不同，但艺术质量毫不逊色的另一部交响大作是普罗科菲耶夫（1891—1953）的《第五交响曲》（1944）。卫国战争此时已转守为攻，胜利在望，普罗科菲耶夫于是发挥自己特有的大气、抒情天才，写就了一曲具有恢弘气魄和宏阔视野的交响史诗。“我想歌颂自由和幸福的人类，歌颂他的威力，他的尊严，他的精神的纯洁”——普罗科菲耶夫自己如是说。“普五”是这位作曲家的最高成就之一，也应被列入苏联交响曲乃至20世纪所有交响曲中最杰出的典范行列。也许是看到战争走向胜利激发了作曲家的灵感，他闻名遐迩又不同凡响的旋律天赋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全部四个乐章的所有主题，无一例外均包含极具可听性、同时又有极强个性辨识度的动人曲调——但绝不掉入俗套。我个人特别推崇“普五”的第三乐章“柔板”：
“主题旋律尤其出色而意味深长，经得起反复聆听：它极为悠长而缠绵，继承了俄罗斯式歌唱旋律的优秀传统，但同时作曲家又敢于使用锯齿形的起伏和剧烈的大跳，不仅使旋律的表情向度趋于深化和复杂，也让这支极富歌唱性的旋律带有强烈的现代意味……”（拙文《“普罗”的淘气和抒情》，刊《文汇报 笔会》2021年9月22日第8版）
受创作同行们的激励和感染，苏联“三巨头”之一的哈恰图良（1903—1978）也在此时拿出了自己的一部代表性杰作《第二交响曲“钟声”》（1943）。这位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背靠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民间给养，赋予这部长达50分钟的交响曲以强烈的东方“中亚”风情——当然，在我们国人听来，是强烈的“西域”印象。“钟声”的意象和声响从一开始的“引子”就凸显在前，并在全曲终结时再现，既是让人震惊的警钟，也是催人奋起的号鸣。作曲家以高度专业化的交响写作技巧和结构把控能力，在遵守古典交响曲准则的同时又做出符合特殊叙事需要的调整（第一乐章是行动和悲叹的统一体，第二乐章强调敏捷的谐谑性，第三乐章是慢板的葬礼进行，第四乐章则作为统合与总结），将卫国战争的戏剧场面和深切感受与富有特色的中亚民族音调熔于一炉，使这部《“钟声”交响曲》成为又一个以乐音铭刻战争体验的艺术丰碑。当前，这部交响曲的演出率和知名度似不及“肖七”“肖八”“普五”等，其实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除上述作品外，卫国战争时期还出现了诸多流传后世的其他体裁的重要作品——如普罗科菲耶夫基于托翁伟大文学名著的歌剧《战争与和平》（1941—1943年初稿）和他著名的“第七”“第八”钢琴奏鸣曲（1943，1944），肖斯塔科维奇为纪念好友突然病逝而写成的《钢琴三重奏》（1944）和直接反映战争的《第二弦乐四重奏》（1944），哈恰图良的著名舞剧《加雅涅》（1942）等。如再计入其他作曲家众多的交响曲、协奏曲和室内乐创作，卫国战争时期的音乐创作可谓形成了“既有高原、更有高峰”的巍峨景观——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苏联此时的国家境况和音乐业绩倒是印证了这句中国的古话。不过我想，“国家不幸”的冲击固然提供了艺术创造的外部动因，而“诗家幸”所依赖的深厚民族传统和文化精神，个体艺术家的内在禀赋和心血投入，以及作品内涵超越具体时空而感召普遍人性的潜在可能，才是艺术作品最终成功并得以流芳百世的终极凭证。
2025年7月3日定稿于酷暑中的沪上“书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