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王洛宾15：我的婚礼，真正主角是父亲而不是我与妻子
更新时间：2025-11-20 05:01 浏览量：3
1978年冬天，父亲被请去为兵团工一师宣传队写一部歌剧《托慕尔的百灵》，工一师给他安排了一间很小的房子，包吃包住，一个月还给他70元工资，父亲的生活一下子有了着落。
剧本的文字主编是郑国元，父亲的老朋友张乃平任导演，整个音乐部分都由父亲来创作。
歌剧反映了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某歌剧团里发生的正义与邪恶斗争的故事，情节十分感人。
父亲与张乃平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过多次合作。
这是父亲出了监狱后第一次有人请他搞创作，他高兴得简直无法形容。
有人请他写剧本，说明他的生活还有价值还有意义，包吃包住外带70元的工资对他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是，他有创作的欲望，这是他的生命，不是用钱能够衡量的。
对父亲最重要的是，他这个还没有政治权利的人终于有人要他写作品了，终于可以发表作品了，说明他的生活还有希望。
张乃平是邓小平的亲戚，被打成“右派”，长期孤身一人生活在新疆。
在这部作品就要完成的时候，他得到了彻底平反的通知。
他从一个被打入另册的“右派”分子一下子被任命为新疆京剧团团长。
得到好消息的当天晚上，他写了很多信，通知亲朋好友，他的苦难终于结束了，他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然而，悲剧就在当天晚上发生了，他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
父亲为此很难过，悲惨的几十年都熬过来了，怎么会倒在新生活的门槛前了呢？
他真是想不通呀，他不明白他的老朋友怎么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离开人世。
后来，他想通了，这时候离开总比没有看到这一天好，好在他看到了自己的胜利，他总算是在看到了光明的日子里倒下的。
我想这件事对父亲影响是很大的，他们都经历了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岁月，对他们来说，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托慕尔的百灵》演出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父亲的精神一下子好多了，他似乎年轻了许多。
可惜作品没用一个月就创作完了，他又失业了。
没地方住，也没地方领工资。
朋友对他说:“你这么急干什么，不会慢慢写吗？看，现在又没事干了。”
父亲说:“慢不了，我慢不下来，我心里很急，我就是想写。”
创作就是他的生命，他有权写了，他怎么可能为了钱去磨洋工，他只想把一天当两天过。
等我从农场被招工到矿山，把一切都安顿好，抽空回到城里给父亲报告好消息时已经到了12月。
“爸，我招工抽上来了。”
我一见到父亲就大声喊。
“真的？太好了，我也有好消息告诉你，看！”
他也喜气洋洋地说。
他面带神秘地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给我看。
“给我平反了。”他说。
“看来我们没有白忙活呀！林处长还真帮了忙了。"我说。
我拿过文件看，是乌鲁木齐军区法院的“刑事裁定书”，裁定书上说，经过复查，当年对王洛宾判刑所依据的几个问题均不能成立，撤销原新疆军区军事法院对王洛宾的判决，恢复原待遇，保留原工资，也就是1960年时的工资，按军内职工退休对待。
另有一个补充通知，最后一条特别注明，因为国家财政困难，在押期间工资一律不予补发。
我看了裁定书后的心情很复杂。
“就这样了，这就算平反了？"
我问，“你1960年的时候就是文艺六级，怎么现在反成了职工？你1957年就拿150元，现在还拿150元， 这合理吗？"
“知足吧，假如我死了呢？我要是没有活到今天呢？”
他拍拍我的肩说，“人，应该知足啊！”
听父亲这么一说，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但心里总还是觉得不平，很多人都在平反时补发了工资，为什么到了父亲平反，国家财政就困难了呢？
还是不一样。
我虽然心里有点不悦，但也还是为他高兴，再说这事我也尽力了。
总算他有工资拿了，有生活来源了，虽然这个平反是带着“尾巴”的平反，平反通知上也没有提他的政治权利，如果按剥夺政治权利20年算，他仍然是没有政治权利之人。
可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就像我，算是回城了，却又到了离城几十公里的矿山。
父亲说的对，知足吧！
也许这是他受了这么多年的磨难得到的生活经验吧。
他可以去领工资了，但他仍然没地方住，至于没有给他补发工资，他一点都没有往心里去，只是对他不能发表作品这事耿耿于怀。
父亲还想工作，他希望能够再继续搞创作，虽然他已经65岁了，军区明确表示不能再留用他，只是按军内职工退休处理，或者就调到地方安排。
乌鲁木齐市文化局听说后想调父亲，让他任市文工团顾问，后来他们听说父亲曾在马步芳军队做过事，就收回了原来的许诺，不想调他去当正式顾问，只想借用，这样一来，父亲重新工作的希望终于彻底破灭了。
他不住地找军区，也找市文化局，他就是不想退休。
他总对他们说:“我一不用办户口迁移，二没有妻儿负担不会成为累赘，工资又不低，也不会和别人争工资名额，为什么非让我退休不可呢？我就是想做点事。”
说也没有用，已经决定了的事，不可能再改变了。
一个参加过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生考试的人回来告诉父亲，卞之琳教授出的考卷上有一道关于父亲的题，可惜没有一个人答出来。
言语间透出遗憾。
题目是这样的:古代西域(现新疆)地区音乐曾经在汉唐时期大规模传入中原，问现代新疆音乐在哪一个时期又一次大量传入内地，并且，起桥梁作用的是谁？
卞之琳教授最后公布的答案是:“抗战初期，新疆音乐又一次大量流入内地；起桥梁作用的人，今天还活着，他的名字叫王洛宾。"
父亲听了简直有点不敢相信，问了几遍:“真的？”
回答是很肯定的。
这事让他放心不下，总想找来看看，但也没有找到。
后来另一位音乐评论家也写道:西域与新疆音乐大规模传入内地最有代表性的两次，一次是汉唐时期，以西域龟兹乐师苏祗婆为代表，输入多为器乐曲与调式理论；另一次则在本世纪前叶与解放前后，以王洛宾为代表的音乐家，将大量声乐与歌舞曲引入内地。
父亲没想到会这样，他很兴奋，他说人民没有忘记他，他还求什么哪？
他需要的就是人们对他工作的承认。
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他说:“不管我写的东西水平怎样，对我所做的工作如何评价，它毕竟上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了。”
1979年，全国将要举行歌剧汇演，各地都在准备剧目。
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为汇演创作了一部大型歌剧《带血的项链》，是一部以新疆哈萨克族牧民捍卫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为题材的歌剧。
剧作家王志曾经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新疆多年，新近才得到平反回到兰州。
他主笔写好了剧本却没有人能写音乐，内地的人不熟悉新疆少数民族音乐风格。
王志提出，要想把这部歌剧创作好，没有王洛宾不行，听说王洛宾现在闲在家里无事可做，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就派该剧另一作者、战斗文工团团长陈宜和王志一同来乌鲁木齐找父亲。
父亲没有固定的住处，谁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到乌鲁木齐军区文工团问，回答是不知道。
找到军区政治部，他们也说不知道。
乌鲁木齐军区就派了车拉着他们到处找，满乌鲁木齐转，最后还是在工一师宣传队找到了父亲，父亲住在东风电影院的地下室——堆放道具杂物的地方。
当他们穿过落满灰尘的幽黑的过道，进去时，父亲正在埋头创作，看到桌上放着一块干馕，一大杯茶水，陈宜团长非常感动，触景生情地说:“这样的老同志我们不用，谁用！”
父亲被请上了火车，坐的是软卧，一个劳改释放人员，坐上了高级干部才能坐的软卧到了兰州。
兰州军区政委肖华给父亲配了一个勤务兵，父亲坚决不要，他不习惯有人照顾，可他还是没有拗过肖华将军，他真的用上了勤务兵，每天只是创作，其它什么都不用他自己操心了。
这么多年了，他何时有过这么好的日子？
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中，哈萨克族音乐是最具有个性与特点的，它融合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三种音乐体系——欧洲体系、波斯阿拉伯体系与东方中华体系——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歌剧《带血的项链》的旋律就是采用了父亲一生中搜集的哈萨克族最美的音乐完成的。
在兰州，父亲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创作激情勃发，不分白天黑夜，只是拼命地写，不到两周就写完了第一场的全部总谱。
身体过度疲劳，精神过于亢奋，父亲病倒了，可是他的笔停不下来。
他让护士找来一块木板，放在胸前，一边打点滴，一边谱曲，不到两个月，七场歌剧便全写完了。
《带血的项链》在兰州、北京演出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作家丁玲听说父亲写的歌剧来北京演出，专程去民族宫礼堂看望他。
两人相见，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眼中滚动着泪花，他们相互望着，久久不语。
丁玲一直紧握着父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不放。
父亲对丁玲说:“我身子骨还行，我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带血的项链》在北京参加国庆30周年文艺汇演获得很大成功，被评为创作二等奖。
文化部黄镇部长亲自为获奖者颁奖，念到“王洛宾”的名字时，却不见他本人走上台来。
父亲得到的奖品是一台14英寸的日立牌黑白电视机。
父亲没有参加颁奖仪式。
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仪式，自己是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怎么可能站到台上去领受国家颁发的奖？
现在已无人能理解当初他一个人留在招待所里想像着颁奖仪式时的心情了，但他真的为自己还活着而庆幸。
如果他没有活到这一天呢？
这时候人们才知道王洛宾还活着，人们无法想像，他的问题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得到解决。
一部获得文化部二等奖的作品竟然是一个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创作的，这绝对是个笑话，但却令人笑不起来。
文化部部长黄镇的秘书把奖品送到了招待所，当面交给了父亲。
父亲指了指自己的头说:“我还戴着‘帽子’，怎么能上领奖台？”
秘书说:“黄部长让我转告您，问题一定会解决的。”
父亲在北京的学生聚会请父亲吃饭，大家基本上都已转业，其中只有一位还穿着军装。
喝了点酒后，大家又都谈起了过去的事。
父亲说:“我写了《萨拉姆，毛主席》这首歌，被送进了监狱，坐了大牢，克里木唱了这首歌却出了名，进了北京，你们说，这公平吗？
“连克里木都说，我感谢王老师，是我唱了这首歌才出了名，来到了首都北京。”
大家异口同声都说不公平，只有那位穿军装的先生不说话。
父亲就面向着他一遍遍问他:“这公平吗？你说，这公平吗？”
直到他也说了不公平，父亲才算是高兴了。
回到兰州，肖华将军安排父亲住了医院，给他做了全身检查， 并给他装了全口的假牙。
父亲的牙不好，都是被人打坏的。
1935年夏天，“九一八”事变后的北平，父亲到城外去游泳，看到对岸一个日本人和两个朝鲜人在老乡的养鱼溏里钓鱼。
养鱼老乡的劝说和请求他们都不听，父亲隔着河向他们喊，劝他们三个人转过身到河里去钓鱼，养鱼塘里的鱼是老乡全家老小的生活。
日本人招手让他过河去说，他以为他们没听清楚他说的话，骑着车到了对岸。
日本人没等他下车，就把他连人带车推下了河。
父亲从河里上了岸就与他们打起来，父亲的两颗牙被日本人打掉了，血流了一脸。
后来，1964年父亲进地方监狱后又被犯人打坏了牙和耳朵，所以到五十多岁时，父亲的牙就快掉光了，他的右耳基本上失聪了。
这次肖华将军还让医院给他配了助听器。
这段时间，父亲心情很好，经常给我来信谈他在兰州的生活。
他还抽空到青海去了一次，他告诉我，我的大姨也平反了。
我的四姨嫁了个革命干部，三姨嫁了个老红军，都没受到过什么大的冲击，只有大姨因为嫁了“赵半川”，一辈子没翻过身来，靠做裁缝养活一家人。
父亲很想去金银滩看看，不知卓玛一家人是不是还在。
他的愿望没有实现，因为当时金银滩是我国第一个原子弹生产基地，是禁区。
那里的牧民都被迁移了，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那里才又重新开放，卓玛一家才又回到了那里。
兰州军区想把父亲留在兰州，但前提是乌鲁木齐军区给他恢复军籍，多次与乌鲁木齐军区接洽，要求他们给父亲恢复军籍，这样就可以把他调到兰州军区，乌鲁木齐军区没有同意。
当时两个军区是平级，没办法，父亲还得回乌鲁木齐。
在离开兰州的时候，父亲心里很不平静，万分感慨中他写下了一首小诗纪念这次兰州之行。
父亲此次去兰州时间不短，去了一年多。
我和妻子党国英写信告诉他，我们打算结婚了，他回信让我们一定等他回来再办。
二哥的没赶上，大哥结婚时正是他困难的时期，我们的婚礼无论如何一定要等他回来风风光光地办。
我们原来是定在9月结婚，为等他一直拖到10月20日。
那天真令我终身难忘。
往年10月下旬的乌鲁木齐早已下过了小雪，天气很冷了。
但是1980年10月的天气却很反常，天气很晴朗，阳光还像夏天一样明媚，好像有意等待父亲回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婚礼是在红山饭店举行，因为父亲有许多朋友是回族，所以定在那里，那里是清真餐厅。
场面很热闹，请了很多人，主要都是父亲的朋友。
本来工作人员都可以下班了，只需留下服务员，可是人们不愿下班，不但厨师没走，连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都没有走，因为来参加婚礼的人都不同一般，一定会非常热闹。
当时没有什么文化活动，还没有地方办舞会。
父亲的老朋友们背着手风琴，提着小提琴，唱的唱，弹的弹，有人吟诗有人做画。
原国民党骑五军政工处长、父亲的老朋友王孟扬当场赋诗一首:
王洛宾同志三少君结婚誌喜
白雪嘉风旗乐新
峥嵘头角有传人
花开并蒂连理枝
秋色佳于锦绣春
父亲的好朋友、老诗人杨竹夫也写了一首诗词，父亲自己又是唱又是跳，数他最活跃。
酒喝得差不多，把饭桌往旁边一抬，开始跳起了交际舞。
当时跳交际舞还不是件很公开的事，会跳的人也不多，只有年纪大些的人会跳，年轻的就跟着学，饭店里的工作人员也都参加了进来。
而我与妻子国英却提前退场了，因为我们必须趁早回到矿山去，晚了没有车，在乌鲁木齐又没地方落脚。
我的婚礼，真正的主角是父亲而不是我与妻子。
那天父亲真是开心呀，我想他很多年没有这样的发自内心的快乐了。
父亲终于活下来了，父亲终于看到了他最小的儿子，一个九岁就开始自己生活的孩子成家立业了。
也许这种满足感只有经历了他这种生活的人才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