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行动”：对核反应堆的空袭

更新时间：2025-06-02 01:47  浏览量：1

战争中的成功与失败似乎都有一条最基础的因素，这个就是偷袭。别说是美国，即便是马保国也扛不住偷袭。不过偷袭并不是一个绝对因素，玩好了是偷袭，玩不好就是活靶子。比如近期的天地大空战，似乎就是偷袭的反面教材。谁偷袭玩得好似乎也没有一个准确排名，不过以色列一定能排进这个榜单的前三名。毕竟很多经典传颂的故事，都有他们的影子。

话题不能扯太远，还是要回归主题。

伊拉克核计划的起点是苏联。1968年，苏联向伊拉克提供了首座核反应堆——功率约为2兆瓦的IRT-2000反应堆，并在图韦萨（Al-Tuwaitha）投入运行。通常人们说图韦萨（或译作塔瓦伊特哈、塔瓦伊塔）核中心位于沙漠中。也许如此，但从所谓的“沙漠”到巴格达市中心的距离还不到20公里。

1969年10月29日，伊拉克批准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随后在1972年2月29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全面保障监督协议正式生效，根据该协议，伊拉克承诺将其核计划置于国际核查员的监督之下。

但到了1970年代初，伊拉克的核计划日益从“和平利用原子能”转向“军事用途”，这让苏联极为不满。伊拉克试图从苏联获得一座功率更大的反应堆。莫斯科方面虽然没有完全拒绝巴格达的请求，但提出了极为严格的条件：必须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监督。这一要求显然与伊拉克的意图相悖。既然在莫斯科谈不拢，伊拉克便转而与巴黎达成协议。

1975年秋，伊拉克副总统与法兰西共和国总理雅克·希拉克签署协议，由法国向伊拉克提供一座40兆瓦的反应堆“奥西拉克”（伊拉克称其为“塔穆兹-1”），一座小型研究用反应堆“塔穆兹-2”、一座名为“伊西斯”的研究实验室，以及72千克浓缩铀。

希拉克（戴眼镜者）在1975年参观法国核中心

法方为该反应堆命名为“Osirak”，是将“OSiris”（奥西里斯，一种核反应堆型号）与“Irak”（伊拉克）两个词组合而成的。一些法国小报的讽刺记者则给它起了个绰号“哦，希拉克”（Oh Chirac），暗指时任法国总理的雅克·希拉克在这桩交易中有着个人利益（当时总统是瓦莱里·季斯卡尔·德斯坦）。

伊拉克方面给该反应堆起名“塔穆兹”（Tammuz）——这个词来源于犹太历法，是从出埃及事件起算的第四个月，共有29天，在这个月的第17天，犹太人会举行禁食纪念仪式，纪念耶路撒冷城墙被罗马人攻破、第二圣殿被毁的日子。在伊拉克，塔穆兹相当于阳历七月。1958年7月14日（塔穆兹月14日），伊拉克发生革命，“自由军官”在卡西姆将军领导下掌权。由此，伊拉克方面为法国反应堆命名“塔穆兹”，具有双重象征意义：一是对以色列的隐晦警告，二是纪念伊拉克革命（“让我们彻底摧毁旧世界……”）。

对伊拉克核计划意图的怀疑，首先来自萨达姆本人。

1975年9月，在达成核协议后，伊拉克领导人在一次采访中毫不掩饰地表示：

“尽管我们宣称这是一个和平用途的反应堆，法伊核协议实际上是制造阿拉伯原子弹的第一步。”

意大利也为伊拉克实现其核计划提供了帮助。

最密切监视伊拉克核计划的国家是以色列。众所周知，这枚“阿拉伯原子弹”的第一目标就是以色列，大家对此心知肚明。

在1970年代后期，以色列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以破坏伊拉克核计划，包括在西方媒体大肆宣传“阿拉伯原子弹的危险”，以及外交干预，甚至开展了一系列破坏和恐怖活动。

1979年春，功率为40兆瓦的“奥西拉克”（即“塔穆兹-1”）反应堆抵达法国土伦附近的拉塞讷港。

原计划是将其装船运往伊拉克巴士拉港。然而在4月7日夜间，港口仓库中发生爆炸，反应堆被彻底摧毁，已不具备使用可能。

这次爆炸行动并非孤立事件。1980年夏，三名伊拉克核科学家在巴黎被不明身份者暗杀。同年8月，罗马发生连环爆炸：炸弹分别引爆于意大利“SNIA Techint”公司经理的住宅和该公司的总部大楼，该公司正与伊拉克合作开发核技术。此外，一些参与伊拉克核计划的欧洲核专家收到了恐吓信件。

这些暗杀和破坏活动都由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策划，后来已被证实。但在当时，1980年，这些事件的“官方责任方”是一个此前从未听闻的组织：“伊革命保卫组织”。

然而，法国人以“荣誉工程”的态度迅速制造出了第二座“奥西拉克”反应堆，成为希拉克的一项政治要务。该反应堆于1980年成功运抵伊拉克。同年夏，第一批12公斤的法国浓缩铀也运到了伊拉克。

以色列之前的努力并未奏效。

反应堆安全到达图韦萨（Tawaitha）。西方舆论并未视“阿拉伯原子弹”为严重威胁；而美国则不愿向意大利和法国施压，要求他们停止对伊拉克的核合作。

于是，以色列政府在1980年下半年召开了两次紧急会议，唯一议题是：如何摧毁“奥西拉克”/“塔穆兹”反应堆。最终在10月28日的第二次会议上，以色列内阁决定动用空军对反应堆实施打击，因为其他手段已证明无效。

反应堆配套工程始建于1976年，而从1977年起，以色列军方已开始制定军事应对方案。总体上只有两个选择：

空降特种部队进行破坏行动；出动战机空袭。

组织地面突袭的想法起源于1976年以色列在乌干达恩德培成功解救人质的经典行动。将“恩德培模式”套用到伊拉克的现实中，很快就显示出失败的可能性远高于成功。因此，突袭核中心的计划在早期就被放弃了。

此时不妨回忆一下1980年4月美国在伊朗实施的“鹰爪行动”，试图解救被扣押在德黑兰美国使馆的人质。这场行动以彻底失败告终，甚至可以说是耻辱性的败笔。

从组织方式、动员力量和实施手段上看，“鹰爪行动”与以色列原计划中的伊拉克突袭非常相似。结论也一样：太复杂，变数太多，不可控因素太多。相比之下，使用空军实施突击是一种更加可控、风险更小的方案，因此最终被采纳为唯一的军事手段。

“鹰爪行动”……

1977年，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首次向国防部长埃泽尔·魏茨曼和空军总司令大卫·伊夫里询问是否有可能对伊拉克的反应堆实施空袭。魏茨曼和伊夫里都是飞行员，他们对以色列空军人员是否具备执行此类任务的能力毫不怀疑，但对飞机装备是否胜任则有所保留。从理论上讲，“鬼怪”（F-4）战斗机携带作战负载可以往返伊拉克。但为了获得更准确的数据，伊夫里安排了一系列飞行试验，测试F-4在实战载荷下的真实作战半径。执行试飞任务的是201中队指挥官亚夫拉姆·巴尔贝尔。试飞结果表明——任务有可能完成，但也可能无法安全返航。为了确保任务的成功，空中加油成为必要条件，而这也意味着整场行动的风险进一步上升。

图：201中队的F-4E“鬼怪”战斗机，拍摄于70年代初

到70年代末，以色列空军尚未装备任何一型可在不加油的情况下往返巴格达周边的飞机。

还有一个“准军事”选项：破坏行动。1981年1月，英国《每日邮报》援引伊拉克消息人士称，有一起破坏企图未遂：伊拉克情报部门在反应堆设施内发现并拆除了两枚重达十磅（约4.5公斤）的爆炸装置。9公斤炸药对于一个核反应堆来说威胁并不致命。无论如何，这次破坏未能奏效。以色列最后的希望，只剩下了贝京的“鹰隼们”。

确实是贝京的鹰隼。在以色列高层中，对是否应当以军事手段摧毁伊拉克核反应堆的意见并不统一。主张动武的最坚定支持者正是总理贝京。他得到了几位重要人物的支持，包括著名将军阿里埃勒·沙龙、总参谋长拉斐尔·艾坦、空军司令大卫·伊夫里。而主要反对者是国防部长埃泽尔·魏茨曼。支持和反对行动的理由都很有分量，详尽探讨可写成一本书，但我们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对于贝京来说，摧毁反应堆成了他的一种**“执念”**。贝京出生在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1941年他所有的亲属都在大屠杀中丧生。因此他将“阿拉伯原子弹”视为第二次大屠杀（Holocaust v. 2.0）的工具——这是他坚定动武的首要原因，但并非唯一动因。1981年6月30日，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克奈塞特）选举。表面上看，是贝京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和希蒙·佩雷斯领导的“马阿拉赫”党的竞争，实质上，是贝京与佩雷斯之间的对决。当时预测“马阿拉赫”党将赢得胜利。如果此时能成功进行一次军事行动——摧毁核反应堆、狠狠打击叙利亚或是打击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武装——都将有助于提升贝京的民意支持率。必须在6月30日之前完成这类行动，最好提前一个月或两个月。

其实，本可在1980年于贝卡谷地爆发的战斗最终被推迟一年，因为贝京更倾向于先摧毁伊拉克的核反应堆，而不是先摧毁叙利亚的防空系统。这种选择很可能是出于风险评估的考量：相比之下，贝京认为打击反应堆的风险更低，当然他的“执念”也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死对头：梅纳赫姆·贝京（左）与西蒙·佩雷斯。

伊夫里之所以支持贝京，是为了维护空军在以色列国防军中的特权地位；而埃坦则是为了保障整个以色列国防军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相比之下，埃泽尔·魏茨曼对这次行动的态度则更难解释——他是以色列第一代军事飞行员之一，曾在1958年至1966年担任空军司令。据希伯来语资料记载，魏茨曼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伙计们，如果我们每次都因为某个核反应堆而去轰炸，我们在中东是活不下去的。我们活下来的方式，是通过像与埃及那样的和平协议。”

1980年春，国防部长埃泽尔·魏茨曼主动请辞。新任国防部长由贝京兼任。从此，国防部长的意见再也不会与总理相左——尽管这也不代表政府内部实现了统一思想。例如摩萨德与军事情报局的领导层依旧是军事打击计划的坚定反对者。1980年10月28日的会议上，对是否进行打击进行了表决，最终以10票对6票通过，决定实施行动。

1980年10月，这次空袭行动获得了代号“歌剧行动”（Operation Opera）的称呼，如今已广为人知。尽管当时也曾使用过其它代号，如“巴比伦”、“斯芬克斯”和“哈塔赫·摩歇姆”。尽管正式决定是在1980年10月作出，但实际上相关准备工作早已悄悄展开。在决定后，作战计划迅速全面提速，且始终在极端保密的状态下进行。即便在计划高峰期，知情者人数也未超过100人，且大多数技术人员都是“盲干”——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参与的任务是为了什么。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被认为是以色列空军的“黄金时代”。训练飞行员、采购与升级装备上的投入毫不吝啬——用字面意义来说，当时空军在以色列国防预算中的占比高达50%。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历史时期的空军，在相对投入上都难以企及。钱当然重要，但钱本身不会飞，也不会战斗。

以色列空军的飞行员训练过程完全贴近实战，即便这意味着极高的事故率。据称在1970年代，平均每12周，就有一名以色列飞行员在训练中丧生。

当时美国正推行一系列飞行训练上的创新方式，如“红旗”演习、“侵略者中队”和“壮志凌云”计划，令北约盟国惊叹不已。但在内利斯（Nellis）和米拉马尔（Miramar）空军基地受训的以色列飞行员，对这些“创新”反应平平。他们对美军战术教官的实战能力评估是——还行，达到我们普通作战单位的平均水平。

以色列对作战计划的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对飞行员个人与团队的训练。在对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战后总结中，空军的表现尤其是在对阿拉伯防空力量的打击方面，被认为有很多问题。到70年代末，以色列空军已经能够成熟地规划跨兵种的联合作战行动，这一点在1981年与1982年得到了辉煌的体现。美国直到80年代末才在联合作战的空地计划上追赶上以色列。比如对比以色列1982年在贝卡谷地摧毁叙利亚防空体系的行动（那不是单纯的空战，而是一场空地协同作战）与美军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的行动就能看出差距——前者成了经典范例，后者则常被讥讽为“马戏团表演”。

1980年，以色列空军终于得到了实施攻击反应堆的关键工具：美国提供的F-16战斗机。

不过以色列空军高层并不喜欢F-16。他们的“真爱”是F-15战斗机，但由于预算所限，只能为第133中队配备一批F-15。在1976–1977年间，以色列获得了25架F-15A/B。而在1980年7月2日，首批四架F-16A/B降落在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这批飞机是从美国订购的75架F-16的一部分，具体如下：

两架 F-16A Block 5：编号78-0310（机号105）与 78-0311（机号107）两架 F-16B Block 5：编号78-0359（机号008）与 78-0361（机号015）

第一架F-15在以色列着陆的场面。 这些飞机由美国飞行员从美国飞渡过来，机身上绘有美国空军的识别标志。

第一架在以色列着陆的F-16 是序列号78-0311（编号107）——这几乎是以色列空军史上最著名的战斗机。这张照片拍摄于1980年7月2日。

第一支接收F-16 Block 5的部队是第117中队。 随后是第110中队，其装备的是F-16 Block 10型。到1981年夏初，以色列空军已拥有53架F-16A/B Block 5和Block 10型战机。

20世纪80年代初，第110中队。

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的指挥官是上校伊夫塔赫·斯佩克托，117中队由中校泽埃夫·拉兹指挥，110中队由中校阿米尔·纳胡米指挥。 他们自一开始就参与了“歌剧行动”。空军司令伊夫里任命中校拉兹为打击编队的指挥官，斯佩克托本人并未计划参与突袭。

泽埃夫·拉兹——一个经历极为非凡的人。 他曾驾驶“天鹰”（A-4 Skyhawk）、“鬼怪”（F-4 Phantom）和F-16战斗机作战，个人空战战绩为3.5架（含共同击落）。1981年4月28日，他与中尉贝尔科维奇一同击落了一架叙利亚的米-8直升机——这是历史上首次使用F-16战斗机获得的空战胜利。泽埃夫·拉兹接受的采访比“歌剧行动”其他所有参与者加起来还多，因此在相关资料中经常引用他的回忆。当然，这也带来一个问题（暗指其回忆的主观性或不完全可靠）。

第一批在美国完成F-16换装训练的以色列空军飞行员， 从左到右依次为：沙皮尔、卡茨、拉兹、亚菲。拍摄地点为希尔空军基地，1980年。

泽埃夫·拉兹，2020年代初。

苏联英雄伊万·叶夫格拉福维奇·费多罗夫——一位并非无名的战斗机飞行员和杰出的试飞员——如今已经逐渐被人遗忘。在90年代，几乎每个月都会在《共青团真理报》之类的报纸上刊出他的采访，他要么在讲自己如何在西班牙痛击德国人，要么如何在朝鲜击落美国人，或者关于他击落的第134架敌机，当然还会提到戈林亲手颁发的“骑士铁十字勋章”。这位苏联空军的“吹牛男爵”确实参过战（有11架个人击落战绩），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则是因其在新型飞机测试中的贡献。只是伊万·费多罗维奇是个出了名的“恶作剧大师”。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人生太无聊了。

就“整活”程度与质量而言，拉兹离费多罗夫还有段距离，就如以色列国土面积与俄罗斯之差距，但这两位杰出飞行员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相似之处。

泽埃夫·拉兹写了一本纪实文学作品《来自月球的归来》，讲述了他的人生，其中也包括了对轰炸反应堆的描述。在书中，他用虚构角色代替了两名真实飞行员，其中一人很可能是因为他个人不喜欢那人。而另一个人……拉兹支持一个当时颇具争议的观念：战斗机座舱中应允许女性存在（不是地勤，而是飞行员）。书中描写了一位叫莉迪亚·阿尼列维奇的女飞行员，她是华沙隔都起义领袖之一莫尔德海·阿尼列维奇的女儿。她的名字据说是为了纪念“传奇的苏联女飞行员莉迪亚·利特维亚克”（这是希伯来语名字的意译）。真实的莉迪亚·利特维亚克于1943年战死，而虚构的莉迪亚·阿尼列维奇则在1982年被击落于黎巴嫩。

在这位莉迪亚·阿尼列维奇中队长的传记式描写中，显然存在对以色列空军的一种“恶搞”或“整活”意味。

《来自月球的归来》书封

年事已高之际，泽埃夫·拉兹重新审视了自己对“歌剧行动”的看法，也重新思考了与阿拉伯人和平共处的问题。这位阿以战争的老兵在2010年代至2020年代期间，多次前往巴勒斯坦人控制的地区会面交流——尽管他也并不排除有人为他的人头悬赏重金的可能性。在人生晚年，拉兹展现出的勇气丝毫不亚于他当年在轰炸核反应堆或黎巴嫩空战中的表现。顺便一提：2023年2月初，拉兹实际上呼吁军队发动军事政变，因此这位老兵被短暂拘留了一段时间。

以色列至巴格达的最短飞行距离约为800至850公里。若从海法起飞，就必须飞越叙利亚——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如果从特拉维夫郊区某机场起飞，虽然能省下些距离，但这样一来就要穿越约旦领空，而约旦当时不仅拥有较为完善的防空系统，其国王侯赛因还是伊拉克领导人的私人好友——虽然不一定会被击落，但提前预警的可能性极高。因此，在“目标点B”不变的前提下，起飞点“A”被迫不断向南推移，最终定在了埃齐翁空军基地。

埃齐翁基地位于西奈半岛，这是1967年以色列从埃及手中夺取的占领区，但距离以色列本土的埃拉特仅20公里。该基地于1972年投入使用，部署了两支中队，一支装备“幻影 III”战斗机，另一支则是A-4“天鹰”攻击机。根据1979年以色列与埃及签署的和平协议，以色列需从西奈半岛撤军，而由于“歌剧行动”的缘故，埃齐翁基地的撤离被推迟了数月。多年之后，埃齐翁空军基地被改建为埃及塔巴国际机场。

埃齐翁空军基地，1979年

巴格达及其周边地区正处于F-16战斗机飞行距离的极限位置——而据美国人的评估，则是超出其作战半径的。F-16A在测试中所展示的最长飞行时间为2小时55分钟——那是在挂载三个副油箱（PTB）、不带武器、并在最理想的高度和速度条件下飞行所得出的数据。而从埃齐翁空军基地飞往反应堆再返回的理论飞行时间为3小时，然而炸弹所带来的正面阻力增加了耗油量。

战斗机的作战半径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有效载荷。F-16外部挂载的配置在最初并不明确。唯一确定的，是在机翼端部挂载两枚“响尾蛇”（AIM-9 Sidewinder）空对空导弹，以及在机腹下方挂一个副油箱。“响尾蛇”导弹用于自卫，以防遭遇伊拉克空军战斗机——因为预计这样的遭遇可能在所难免。机腹副油箱自然是为了提升航程。此外，还可以在机翼下再挂两个副油箱。

按照通用动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1980年的技术文档，F-16理论上允许在机翼下同时挂载副油箱和炸弹，但有一点：在炸弹未投放之前禁止投弃副油箱，因为尚未进行过副油箱在挂载炸弹状态下安全分离的测试。换句话说，一旦油箱里的燃料耗尽，在炸弹未投放前，这些空油箱也不能丢弃——继续携带它们飞行完全抵消了增加油量带来的航程优势。

以色列方面也从未对F-16在挂载炸弹的情况下投弃副油箱进行过测试，但他们最终决定冒这个风险——因为别无选择。

对攻击武器的选择是整个作战筹备过程中最耗时且最困难的一项决策——是用“智能”武器，还是“老式”炸弹？所谓智能武器，是指如AGM-65“小牛”（Maverick）这样的空对地导弹，可在进入敌人小口径防空火力射程之外就进行打击，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当时就受到这种防空火力的掩护。在考虑由F-4“鬼怪”战机（Phantom）执行对核反应堆的打击任务时，AGM-65“小牛”曾被设想作为主战武器。

“小牛”导弹的例行维护工作。以色列，1970年代。

导弹上装饰着一条有趣的铭文——表明它是另一个国家空军的财产。

使用“小牛”导弹攻击反应堆的命中概率高于使用“愚蠢”炸弹（即自由落体炸弹）。但所谓“命中”并不等于“摧毁”。AGM-65导弹在其最重型号中，战斗部的重量为140公斤。而反应堆由一个坚固的混凝土“石棺”保护着。“小牛”的战斗部不能保证摧毁该混凝土结构及其内部的反应堆。能够提供这种摧毁保证的，是Mk 84型2000磅炸弹（重达907公斤，其中含429公斤炸药）。

经过计算和实践试验表明，如果F-16战斗机的武器系统（СУВ）设置得当，并且飞行员训练有素，那么投掷Mk 84炸弹的精度可以接近“小牛”导弹的精度。当然，进入小口径高射炮（МЗА）射程内的风险依旧存在——但整个“歌剧行动”本身就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冒险。

最终确定的F-16A战斗机作战挂载配置如下：

一个300加仑的机腹副油箱，两个370加仑的副油箱挂于机翼内侧挂点，两枚Mk 84炸弹挂于机翼外侧挂点，两枚AIM-9L“响尾蛇”空对空导弹挂于翼尖挂点。

从埃齐翁空军基地飞往巴格达的航程约为1200公里。燃油消耗与飞行模式的初步计算是由另一个参与“歌剧行动”秘密准备的人——117中队和110中队的领航员伊兰·拉蒙上尉完成的。

拉蒙向拉兹中校报告说：“飞行到这么远的距离，几乎是可能的。”

拉蒙本人也确实参与了对反应堆的突袭任务——这无可厚非，领航员的职责如此。伊兰·拉蒙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位宇航员，参加了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的STS-107任务。“哥伦比亚号”于2003年2月1日在返航着陆时解体，包括拉蒙在内的全体机组成员遇难。

STS-107任务，他们全部遇难。右侧的是伊兰·拉蒙。

极限航程的飞行通常是在“最高飞行高度”（“天花板”高度）以最佳速度进行——随着燃料的消耗，飞机会不断爬升。在本次行动中，典型的飞行方案只适用于返航阶段。

缩短起飞机场与攻击目标之间的距离是不可能的，因为已经没有更短的路线了。

最终确定的飞行路线看起来像半个正弦波。起始阶段的弯曲绕过了约旦的领空，而结束阶段的弯曲则将飞机引入作战航线。

在接近终点阶段，航线略有弯曲，穿过了伊拉克雷达探测区之间的“空隙”——这一“空隙”是由以色列情报部门发现的。

在互联网上流传的对核反应堆袭击的半神话式示意图至今仍很受欢迎。

这里是一个更为可靠的版本。

这张图来自以色列空军档案。

在整个航程中，飞机都必须以极低的高度飞行，大约30米，同时保持高速，这种飞行速度对燃料消耗来说绝非最佳。

从埃齐翁到巴格达的航线大部分飞行路线在沙特阿拉伯的人口稀少地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飞机被提前发现的风险。

当时认为最大的威胁是由美国机组人员操作的沙特空军的预警机（DRLOiU，空中预警与指挥机）。这支编队与预警机保持了600至650公里的距离。

以色列空军的预警机未能发现这支编队，也无法发现；有关“故意没有发现”的猜测毫无根据，尽管这些说法经常被重复。

美国空军E-3A预警机 1981年5月 飞越沙特阿拉伯

以色列飞机在突袭的最初阶段就被发现并识别，甚至约旦国王侯赛因亲自目视确认。以下内容引自苏联及俄罗斯外交官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的回忆录《第三次世界大战剧本》（“OLMA-PRESS 教育”，2002年）：

——国王更喜欢在沙漠的宁静中休息，而不是在海边听浪声……那是1981年6月7日星期天，国王回忆说，“我坐在岩石阴影下沉思。忽然，我看到以色列轰炸机飞过头顶，朝沙特阿拉伯方向飞去。我想，不，他们不会去轰炸沙特的。很可能是飞往巴格达。我车上有一串电话，先拨给了安曼的国防部，但无人接听。我又打给了总参谋部，还是无人接听……后来我打给了伊拉克领导人，‘兄弟，’我说，‘刚才有以色列飞机飞过我头顶，似乎是飞往伊拉克。’‘是的，’萨达姆回答，‘他们刚刚完成了轰炸任务。’”

回忆录毕竟是回忆，难免有误差。这段叙述中观察地点存在错误，但以色列飞机被提前发现的事实多次得到泽夫·拉兹（Ze’ev Raz）等人的采访确认。

——“侯赛因国王是在他位于亚喀巴湾的游艇上偶然看到你们的吗？”

——“是的。他看到我们的情形就像电影里的一样……他当时在亚喀巴南部的游艇上，立刻向安曼报告了此事。”

飞行路线的下弯部分正好飞越亚喀巴湾；以色列空军飞机在从点“A”到点“B”的航线中没有进入约旦领空。

无线电侦察设备截获了侯赛因与安曼总部的通话。伊夫里（Ivri）决定继续行动，不向飞行员通报，合理地判断约旦国王要么不清楚飞机的具体目的地，要么轰炸行动会比侯赛因打通电话更快。事实也确实如此。此次突发偶然并未影响袭击的最终结果，尽管约旦国王作为一名军事飞行员，其目视警觉比E-3A预警机更为灵敏。

约旦国王侯赛因（左）与“吸血鬼”战斗机，安曼，1956年。

计划中考虑到了可能与伊拉克空军战斗机的空战，这也是为何作战飞机中包含了F-15。

以色列空军总部预计，该编队会在发动攻击前15分钟被伊拉克雷达发现。15分钟足够让伊拉克的防空导弹系统进入完全战备状态，并让战斗机从机场紧急起飞。以色列对伊拉克防空系统表示尊重，预计战机和飞行员损失是行动中不可避免的代价。

飞往目标的单程飞行时间大约一个半小时，这决定了行动只能在白天进行。返航时则可以在任意高度飞行，因此黑夜成为飞行员的盟友。攻击时间因此推迟到傍晚，这也决定了作战航线——从西向东，顺着太阳方向飞行。

返航计划采用接近燃油消耗最优的方式——高空中适中速度飞行。但地球也带来了麻烦。高空中风向较为稳定，飞行时间因顺风和逆风而异。例如，莫斯科飞往哈巴罗夫斯克的时间比反向飞行要少一到两个小时。类似地，从巴格达飞往以色列就像从哈巴罗夫斯克飞莫斯科一样，要逆风飞行。无法靠顺风节省宝贵的燃油。

“飞行几乎是可能的，”伊兰·拉蒙说。“我们工作了近一年，才把‘几乎’变成了现实，”泽埃夫·拉兹回忆道。

即便是现在，依靠GPS也不一定能完美从A点到达B点，更别说当时无卫星导航且低空飞行了……如果飞行员未充分熟悉路线，可能很早就撞上山坡或建筑物，或者遇到电力线路。航线不仅要绘制出来（相对容易），更要深入研究。历史学家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而只强调以色列详细研究了核反应堆的照片。反应堆照片据说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在著名著作《摩萨德：以色列情报局的六大标志性任务，1960-1990》（作者Marc E. Vargo，2015年）中，关于“歌剧行动”专门有一章：

摩萨德与军事情报及本古里安亲自获得了由KH-11卫星拍摄的、严格机密的核研究中心详细照片。

关于“歌剧行动”的众多误解之一是，以色列军情局和摩萨德早已有大量由间谍和伊朗提供的核反应堆照片。1980年秋，伊朗部署了自己的“奥佩拉”。

1980年，以色列多次向美国探询其对军事解决伊拉克反应堆问题的态度。美国明确表示基本不认为这是问题，因此不支持军事解决方案。行动准备完全保密，向美国请求卫星照片等同于明示“我们打算炸它”。

美国确实定期根据1979年春卡特政府促成以色列与埃及和平条约中的协议向以色列提供卫星照片，照片覆盖埃及、黎巴嫩、约旦和叙利亚靠近以色列边界的区域。1981年，卡特被更友好以色列的里根总统替代，里根放松了提供给以色列卫星照片的地理限制，因此照片理论上可能包含反应堆区域，但以色列已有更高分辨率、更丰富的核中心照片。

不过，除了KH-11卫星照片外，以色列没有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空域的照片，而飞行路线正好穿越这些地区。

关于航线设计借助空间成像的侧面证据是拉兹的回忆：

最后一个重要参照点是一个中间有岛屿的大湖[Al-Milh湖，Bahr al-Milh，Er-Razzaza，不同地图名称不同，位于巴格达西南约100公里]。卫星拍摄于雨季前完成。那年雨水丰沛，湖岛被淹没了。我没看到岛，心跳猛增。

拉兹经历了极度紧张时刻，但最终信赖了F-16的导航系统。

编队逐渐成型。计算表明，要摧毁反应堆，四架F-16携带两枚2000磅炸弹的作战负载就够。为防预期的战斗机和地面防空损失，出击战机数量翻倍。

打击组分为两组：117中队4架F-16A Block 5，110中队4架F-16A Block 10。第一组由泽埃夫·拉兹领导，第二组由阿米尔·纳胡米指挥。

飞行员由拉兹和纳胡米挑选。选拔问题不大，要求是拥有最多F-16飞行时数的飞行员，即在美国受训的12人中选出10人（8名主力和2名备份）。只有三人知晓行动目标：两个中队指挥官拉兹和纳胡米，以及导航员拉蒙。

1981年春，斯佩克特上校坚持加入编队。拉兹和纳胡米强烈反对，认为他虽然是优秀飞行员，但没有足够准备完成如此不平凡的任务。伊夫里同意了中队长意见，斯佩克特找到了艾坦，后者批准了他的加入。

中队长们的担心部分应验。斯佩克特是唯一未击中反应堆的飞行员，他轰炸了配备意大利设备的实验室，据说其重要性不亚于反应堆本身；真是天意啊。拉兹在书中用假名替代了他的真实姓名。

护航编队由133中队10架F-15A组成，实际出击只有6架（4架F-15A和2架F-15B）。其中一对在沙特领空作中继，另一对进入伊拉克封锁哈巴尼亚和塔卡杜姆空军基地。其余两架F-15几乎全程伴随8架F-16至巴格达，在巴格达国际机场与核中心间“占位”。侯赛因国王目击了这10架飞机——8架F-16和2架F-15。

兹埃夫·拉兹（Ze’ev Raz）

我不知道任务是否能完成，但我确定两件事：我们中有人不会回来，而F-15的伙计们会击落一大堆米格战机。

然而，“兹埃夫·拉兹”的预期没有实现，一架米格战机都没有起飞。

另外还有四架F-15在约旦和叙利亚边境巡逻，以防这些国家的空军战机试图在从目标返航的路线上拦截“战斗”F-16和F-15。以色列一些消息源略微提到了有一架F-15执行了对反应堆打击结果的航拍任务。这架飞机隶属于以色列空军第148侦察中队，几乎是以色列空军中最秘密的一个中队。

F-15的战斗载荷包括机身下挂的外置油箱、四枚AIM-7F导弹和四枚AIM-9L导弹。直接护航的四架战斗机额外携带了电子战设备的吊舱。

F-15为“行动”增添了几分悬念。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曾承诺以色列交付装有贴身燃油箱FAST-pack（燃油与传感战术包）的F-15。这种贴身油箱因装备在F-15E上而闻名，没有它们F-15E似乎根本飞不了。任何型号的F-15都可以安装这种贴身油箱。以色列空军25架F-15A/B中的任何一架都可以安装两个这样的贴身油箱。但油箱始终没有交货——波音公司制造这些油箱的进度很慢。

F-15C 和贴身油箱 FAST-pack。

80年代初，美国空军第36航空联队的F-15C作为加油机版本：装备了三个外挂油箱和FAST-pack贴身油箱。

在133中队指挥官的坚持下（他也是“行动”中另一个深知所有秘密的人），F-15曾作为F-16的备选方案被考虑过，但被伊弗里（Ivri）否决了。原因是，装备了机身外挂油箱但没有FAST-pack的F-15，在作战半径上甚至不如装有三个外挂油箱的F-16。伊弗里选择F-16是因为它体积较小，降低了被高射机枪火力击中的概率。主要威胁被认为是高射炮，而非战斗机或地空导弹系统，尽管“兹埃夫·拉兹”更担心米格战机。

以色列空军飞行员与“凯菲尔”战斗机合影。最左边下排的是空军司令、上将伊弗里。

驻扎133中队的特尔诺夫空军基地指挥官阿维胡·宾-努恩上校于1981年春天再次提出组建由F-15组成的打击编队的建议，当时波音公司终于交付了9个贴身油箱给以色列空军。伊弗里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有两个：

油箱只有9个，意味着打击编队的飞机数量要从8架减少到4架，这是不可接受的；F-16飞行员已经完全熟练掌握了投弹战术，而F-15飞行员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训练。

“行动”任务的风头都被F-16飞行员抢走了，F-15飞行员则蒙上了厚重的阴影，这种阴影其实是不公平的。

这张照片常被用来说明“行动”任务：飞行员们刚从突袭任务中归来。最左边的是133中队指挥官，少校津克尔。

“行动”中参与了三位上校。带队的双座F-15B的后座，是以色列空军作战部上校阿维亚姆·塞拉，他负责“行动”的计划和执行。第二架F-15B的后座是以色列空军武器部上校艾坦·本-埃利亚胡。第三位上校斯佩克托实际上不过是跟随第二组四架F-16的中校纳胡米。

在计划阶段，预计与伊拉克米格战机的空战概率约为99%。四架直接护航的F-15装配了贴身油箱，但即使是最短的空战，也意味着F-15的燃油将不足以返航。飞行员们可能得在沙特、约旦、叙利亚紧急降落或弹射，甚至很可能被俘虏带到伊拉克。幸运的是，空战并未发生，F-15飞行员很幸运。

以色列空军F-15，中期80年代。

以色列空军指挥部在巴格达空袭任务结束后，对F-15的评价丝毫不低于F-16。随后执行的一些风险极高的空袭任务——1985年对突尼斯巴解组织总部的空袭，以及2007年对叙利亚核设施的打击——都是由F-15完成，而非F-16。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两台发动机总比一台更可靠。尽管如此，凭借参与“行动”任务，F-16仍保有无与伦比的远程打击者的声誉。

参与“行动”任务的F-16飞行员在执行任务前的数个月内，均在内盖夫沙漠进行训练，训练环境尽可能模拟实际作战条件。

与此同时，轰炸作战剖面也被不断完善。最优方案为：以30米高度接近目标，然后爬升至7000英尺（2130米），机头抬起角度35度，接着以35度俯角进入俯冲。在3500英尺（1070米）高度投弹，随后拉出俯冲并爬升至40000英尺（12190米）。投弹高度的选择基于Mk 84炸弹的最低投弹高度3400英尺。理想情况下，战斗飞行路径类似一个正弦波，飞行员在战斗航线上的时间仅为三秒。

训练时，目标是内盖夫沙漠中废弃的雷达球形罩天线。有资料提及飞行员曾在以色列的迪蒙核设施（“小猫”）进行练习，但这并不属实。

训练对象是雷达罩。“他们都在内盖夫的以色列雷达罩处练习俯冲轰炸，这逼真地模拟了反应堆罩的形状。” ——彼得·S·福特，《以色列对奥西拉克的攻击：未来预防性打击的模型？》，海军研究生院，蒙特雷，2004年。反应堆的掩体或石棺是一个混凝土圆柱体，上部覆盖着一个穹顶。从地面拍摄的照片来看，反应堆的穹顶与雷达天线罩的球形外观差别较大。飞行员在俯冲35度角观察时，雷达罩的球形外观确实非常类似反应堆的穹顶。

训练结束时，飞行员们在每次飞行中都能精准命中那个球形目标，投弹的圆概率误差（CEP）不超过30英尺（约9.1米）。

拉兹（Raz）说：

“我们甚至可以闭着眼睛轰炸。”

训练很快变得更加复杂。飞行员们每次飞行除了对雷达天线罩进行实际投弹外，还练习低空飞行和与“幻影”战斗机进行空战演练，幻影战斗机扮演米格战机的角色。

预料中的难点是规划低空（约30米）飞行航线。以色列可不是个可以让飞机以低空飞行1200公里而不被注意的国家。到底如何在以色列上空飞行1200公里呢？大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F-16在投弹后立刻与“幻影”战斗机交战。预计F-15将负责在飞往目标途中拦截伊拉克空军的任何战机试图突破打击编队，而F-16飞行员则必须在完成打击后独立应对。

“行动”任务中无人员伤亡，但实际上确实有损失，包括飞机和飞行员。在为“行动”准备期间，一场训练空战中，来自110中队的两架F-16A（Block 10，序列号78-0328，编号222）与来自69中队的三架F-4E（编号同样为222）发生了撞击。

这场战斗在海法附近的海上进行。两架F-16迅速“击落”一架“幻影”，战斗进入2对2阶段。幸存的一架F-4E试图从尾部袭击，追上了领先的F-16A。结果110中队副中队长、少校埃胡德·本-安泰（Ehud Ben-Amtai）阵亡，F-4机组长，队长丹·韦斯（Dan Weiss）也遇难。69中队指挥官埃利泽尔·阿达尔（Eliezer Adar）在F-4后座逃生成功。该事故被归为灾难类事故，但由于是在为具体作战任务准备期间发生，损失应被视为战斗损失。

这架F-16A Block 10号78-0328仅在以色列空军服役了两个月。

F-16A Block 10，序列号78-0328

69中队的F-4E，1980年代初

1981年1月20日早晨，在海法湾上空发生了不止一场，而是两场训练空战。另一对由110中队中校纳胡米（Nakhumi）指挥的F-16A与三架“幻影”战斗机交战，这次交战没有造成真实的损失。交战情景完全符合“行动”的作战计划：敌方六架战机强行与四架完成投弹的F-16缠斗。

有可能12人小组中不仅失去一名飞行员，而是两名甚至三名。“摩萨德：1960-1990年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六大关键行动”一书中写道：

十二名飞行员中有两人在空中相撞丧生，第三人在另一场训练飞行中坠机。

这两人很可能是本-安泰（Ben-Amtai）和韦斯（Weiss），韦斯被随意纳入该小组。第三架坠毁的飞机是个谜——1980至1981年间，以色列F-15和F-16（除了序列号78-0328之外）没有记录其他坠毁事故，而关于“幻影”战机的情况则不太清楚。无论如何，为“行动”准备的训练过程伴随着损失。

训练过程持续了近九个月，实际上可能更长。第一批飞行员（拉兹、卡茨、沙皮尔、雅弗）于1980年初被派往希尔空军基地进行F-16转换训练，他们被赋予特别任务：尽可能多地执行低空和极限航程飞行。以色列飞行员对长距离飞行和F-16低空操控的高度关注并未逃过美国人的注意，也由此产生了以色列购买F-16专门为“行动”服务的传说。